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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回忆抗日锄奸团:爱国学生在平津多次行动

2016-10-20 12:49:54  来源:历史网

名人后代加入抗日杀奸团“那是我第一次做制裁任务的主攻手。”回忆起1940年的那次惊心动魄的猎杀,耄耋老人刘永康仍然兴奋不已。刺杀的地点是北京丰盛胡同。这是一条极为宽阔的大胡同,那辆载着暗杀对象的黄包车每天必经此地,而胡同周围,是无数方便杀手逃脱的岔路口。经过2个月的实地考察,反复推演,年轻的杀手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已是了然于胸。枪手们比计划提前15分钟上路了。曾经的教训使他们有了周密的部署。在绕过一支不期而遇的敌伪盘查队后,时间刚刚够用。早8点10分,两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接近了黄包车内的目标。在距离十多米的时候,担任主攻的刘永康左手扶把,右手打开左轮手枪的保险,对准前面车中人的后心就是一枪。而副手叶于良也赶过来又补了一枪。黄包车无声无息地停了下来,人和车都翻倒下去,淌下一地的鲜血。惊呆了的路人初是愕然,然后就慌乱起来四散奔逃。

被刺杀的人名叫俞大纯,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其最初成员,几乎都是来自平津几所着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一些名人的后代也加入了抗团,如孙连仲上将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军,宋哲元上将的女儿宋景宪,国民党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治安上将的侄女冯健美,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伪陆军部长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等。国难催发抗日雄心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

此时,恰逢七七事变爆发,那年的7月26日,刘永康和同学们来到天津金刚桥附近的市政府,慰劳英勇抗战的二十九路军。三日后,二十九路军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平津沦陷了。城破之余,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此时天津陆上交通已被日军切断,大红桥水上码头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刘永康随着人流来到这里。刘永康回到故乡后,看到了故乡的破败和日寇杀人放火屠村屠城的暴行。一番痛苦煎熬过后,他又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入学不久,一位转学到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都无所谓了。

火烧日军仓库“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了一系列掠夺沦陷区资源的行动。天津成为这些被掠夺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在天津火车南站,日军为了将堆积如山的掠夺所得尽快转运,修建了一座巨大,防备严密的仓库,堆积着高耸入云的棉花、小麦、煤炭、钢铁、木材、军火……1938年的七七纪念日,抗团主力决定对天津南站仓库进行毁灭性打击。为了了解敌情,抗团成员杨大森用稚嫩肩膀扛了半年百斤麻包,化妆成叫花子摸索敌人换岗规律的小战士孙海临,率领小学组全体成员主动请缨。上午9点,战斗开始。杨大森利用装卸棉花包的机会,寻机用小刀给棉花包开膛破肚,将早已准备好的“饭盒”塞入了棉絮之中。机警的杨大森后来又将另一个做过手术的棉花包卸在了仓库的另一端。半小时后,冲天的大火照亮了天津的正午。已经告假溜走的杨大森在战友们的欢呼中被抛向天空,被侵略的苦闷也稍稍得到了消减。大火持续了6个小时,25辆消防车也无济于事。

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在他们入侵一周年的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既没有隔离易燃易爆品,也没有消防通道之类的设计,只能坐视这个华北最大的仓库烧成一片白地。翌日清晨,在发黑冒烟的灰烬堆里,负责把守仓库的日军大佐羞惭无地,剖腹自杀。在“七七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中学组队长李振英率组员赵恩波、王维彬、张砚田焚烧了试图作为“亲善窗口”的中日中学图书馆。而抗团其他组员相继两次爆破日资天津中原公司,彻底焚毁天津大光明影院,国泰电影院,用定时炸弹摧毁日本军车一部,杀伤日军7人。一时间天津火警弥漫,日伪官员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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